详情页设计 【粤港澳大湾区文艺观察】易淑琼|“向北方”与“在香港”——香港读书月刊《开卷》中国内地文学在场论析

本文作者|易淑琼详情页设计

摘要：《开卷》是香港第一本综合性图书导读月刊，尤以文学类图书评介为多，对内地现当代文艺的推介占有相当比例，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内地文学同海外读者见面的“南风窗”。这一“南风窗”内容取材“向北方”，却是基于位居中西文化交流点的香港开放性，基于自觉的“在香港”本土意识，建构内地现当代文学微型在场，着意呈现香港与内地文化的勾连，并以兼容雅俗、以雅化俗的方式，提倡读书风气，建构香港地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认同。

关键词：《开卷》 “南风窗”　开放性　香港性

       《开卷》于1978年11月创刊，1980年12月停刊，面向海内外发行。作为“香港第一本专为爱书之人办的月刊”[1]，《开卷》“宗旨就是提倡读书”[2]。香港文学史家、藏书家许定铭指出，杜渐（1935—2022）主编的《开卷》《读者良友》和冯伟才主编的《读书人》是香港比较受人注意，且具影响力的“书杂志”[3]，许定铭认为，“《开卷》是我读过本港水平最高的文学杂志”[4]。

       《开卷》由杜渐自资创办，其创办与香港三联书店及内地因缘颇深。1978年秋杜渐参加了由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蓝真和黄仕芬带队的内地观光旅行团。一行人到达北京后，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与团员座谈，廖承志鼓励他们“在香港出版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个性特点的刊物”[5]。杜渐说：“在旅途中我们有感于打倒‘四人帮’后的开放气氛，相约回港后要办刊物，我是个读书迷，深感香港的读书空气差，很有必要提倡读好书，就想办一个介绍书的刊物。”[6]

       旅行结束后，杜渐着手筹办《开卷》，其间也得到三联书店出版家范用和蓝真的支持。范用提出“要把刊物办得有个性，千万不要跟别人雷同”[7]。蓝真鼓励杜渐，香港商业社会缺乏读书风气，“办一份可读性强的读书月刊，会是很有意义的工作”[8]，并帮助提供经营刊物所需的诸多人脉资源。香港《大公报》的费彝民社长更是亲自写信给香港一众商家好友，请其支持赞助杂志广告[9]。

       《开卷》创办与三联书店及内地的前缘亦是其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促进内地、香港文化互动的重要因缘。如果将《开卷》中有关中国内地文学的作家访谈、书评、史料、出版讯息等分门别类地辑录，几乎浮现出一部内地微型现当代文学简史。本文试图从这一现象出发，探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香港“书杂志”的《开卷》为何、如何呈现内地文学景观，折射出香港和内地什么样的文化勾连。

一、众音复调：《开卷》的开放性

       《开卷》刊名由香港作家、诗人古苍梧（1945—2022）所起，对应的英文刊名是OPEN BOOKREVIEWS，“顾名思义，有着‘开卷有益’之意”，“也表示它是一份开放性的刊物，OPEN BOOKREVIEWS的open，确是open to everyone的，我们欢迎各抒己见，在学术领域，允许自由的切磋和争论。”[10] 也因此，《开卷》一直秉持开放性编辑理念，推介中外不同思想、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杜渐一直被视为左翼文人，也一直在香港《大公报》报系及三联书店供职，但被香港学术界视为左翼作家的“异数”，[11] 杜渐“始终认为应‘读书无禁’、‘开卷有益’……惟有摆脱束缚，放开思路，才有可能接近真理”[12]。因而《开卷》香港作家群中固然以左翼作家居多，用稿方面却不囿于左、右门户，《作家访问》栏目就有两篇分别访问被视为传统右翼文人的徐訏、徐速的专访，杜渐将徐訏列为第一个要访问的香港作家，由其本人专访。[13]

       《开卷》在栏目设置、特辑（专题）策划、稿件选用、撰稿群体等方面均不拘门户，这一点亦与主编杜渐本人读书及写作经验紧密关联。

       《开卷》的编辑不属于编委会式的集体决策，基本上由杜渐主导。[14]《开卷》栏目设置反映出杜渐宽口径阅读视域，一以贯之的栏目有《作家访问》《世界文讯》《书评（书介）》等，前7期的主要栏目还包括《世界刊物志》《流派与思潮》《出版情报》等。改版后《开卷》常设栏目有所调整，增设《爱书·买书·藏书》及《购书贴士》等购书指南类栏目，力图形成作者、读者、评论者三位一体良性循环。

       杜渐同时是知名翻译家，《开卷》前7期的编辑之一王耀宗刚从国外回到香港，亦“擅长于介绍外国新思潮”[15]，故而《开卷》重视国外文艺及思潮的译介，仅前6期《流派和思潮》先后刊文介绍前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电影理论、存在主义思潮、自由主义哲学思潮、法国早期“连载小说”等[16]。

       作为一份有人文品位的严肃读书杂志，《开卷》具有精英性、学院性，对于类型文学及大众通俗文化却并无“文化洁癖”，而以倾听、理解、提高的姿态，以雅化俗，试图调和精英与大众的对立。

       针对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东南亚武侠小说流行现象，《开卷》1979年总第11期曾策划了“一组有关武侠小说的讨论”，力图为不被正统文艺重视的通俗武侠小说引入学理性，提升其文化品位。与武侠小说一样，外国“侦探惊险小说”“近来很受读者欢迎”，但也引发一些人担忧该通俗文类会“危及其严肃地位”，为此，《开卷》特别刊出一组评论介绍，为“惊险小说”正名。[17]

       《开卷》尤其对当时尚属新文类的类型文学“科幻小说”进行了重点推介。《开卷》创刊号即刊登了瑯瑯的《法国科学幻想小说新浪潮》一文，从第11期起间隔性设置“科幻小说”栏目，1980年总第17期《开卷》策划了科幻小说“SF特辑”，探讨科幻小说在中国的情形。《开卷》共有16篇科幻小说相关刊文。应该说，“科幻小说”的重点推介与杜渐本人相关，杜渐喜欢并创作科幻及推理小说，是香港科幻小说的主要倡导者。同时投射出内地改革开放所带动的全民热爱科学、投身科学的热潮，这种热潮投射向出版业，就是“科学与未来”主题图书成为阅读热点。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在20世纪80年代轰动知识界，其中印数最高的是《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5次印刷累计29.8万册。[18]“中国需要科学，中国需要幻想”，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幻小说创作正方兴未艾。[19]

       《开卷》策划的专辑、特辑、专题等也即时深度镜照世界文学与文化动态。《开卷》策划的第一个特辑是1979年总第4期“达·芬奇特辑”，接下来第5—7期分别策划“日本文化特辑”“苏联文化动向特辑”“美国文化特辑”等，分别对应刊载的《川端康成的新感觉主义》《苏联反体制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美国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写实主义流派》等文，刊文同时属于“流派与思潮”栏目，显示出杜渐对于世界文学及文化思潮的熟稔。另外，《开卷》总第2期策划的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撒·辛格专辑”，第3期具有叛逆精神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专辑”，则属于文学热点追踪。《开卷》改版后，进一步围绕香港本土的文化热点策划选题。

       应该说，《开卷》努力经营着一个众音复调的文化场，呈现出诸种既有历史深度又追步当下思潮的开放性特征。值得提及的是，《开卷》的开放性恰恰与1979年内地创办的《读书》杂志“读书无禁区”理念一致，[20] 也呼应内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潮。《开卷》的开放性是其成为香港读者认知内地的读书窗口的前提。

二、“向北方”：作为内地文学“南风窗”的《开卷》

       《开卷》属于综合性图书导读月刊，但以文学图书评介居多。杜渐“希望《开卷》成为一个让国内作家有机会在‘文革’后同海外读者见面的‘南风窗’”[21]，从而“让内地作家有个对海外读者讲讲话的机会”[22]。《开卷》的“南风窗”立意使得其内容偏重于“向北方”取材，或者说偏重追迹内地脉动，由此为香港读者建构了一方内地文学场域。

（一）“作家访问”栏及内地文学场域的构建

       《开卷》着意于内地文学场域的构建这一点，在《开卷》常设栏目《作家访问》尤为明显。

       “‘作家访问’是《开卷》的一个特色”，杜渐“要求访问学《巴黎评论》一样，用一问一答录音记录的形式，保存每一句话的真实”。[23] 创刊于1953年的《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是持续出版至今的美国著名文学季刊，“作家访谈”是其最持久也最知名的栏目，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具有文化对话性质。《作家访问》以《巴黎评论》中的“作家访谈”为样本，可见其办刊伊始对标世界名刊名栏的视野，同样也有香港—内地文化潜对话意味。

       《作家访问》每篇内容大体包括作家谈作品、所受文学影响、创作经验、人生经历及对文艺发展前景的看法等，并刊登作家新旧照片。《开卷》先后专访卞之琳、徐訏、姚雪垠、艾青、周而复、李辉英、茹志鹃、端木蕻良、萧军、王蒙、梁羽生、丁玲、唐人、萧乾、巴金、费孝通、郑文光、秦牧、於梨华、朱光潜、刘以鬯、陈登科、徐速等24人，除徐訏、李辉英、唐人、刘以鬯等南来香港作家及美国华文作家於梨华外，其余19人均为内地现当代作家学人，访谈留下丰富珍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口述资料。

       《作家访问》栏中不少内地名家同时在《开卷》其他栏目中出现过不止一次，《开卷》采用了类似“议程设置”的媒介化操作方式加热议题，[24] 某种意义上使这些名家作品得以在香港进一步经典化。

       以巴金为例。巴金在香港的知名度本来就很高，1953—1954年间香港中联影业公司依据巴金20世纪30年代名作“激流三部曲”改编拍摄电影《家》《春》《秋》，票房口碑极佳。[25] 1978年巴金《随想录》先在香港《大公报》连载，1979年在香港三联书店首次结集出版，“引起海外读者关注”[26]。《开卷》抓住《随想录》出版这一文学乃至文化热点，于1980年总第15期策划“巴金特辑”，包括《作家访问》栏专访长文；《开卷》总第16期特稿刊发了内地翻译家杨苡的专访长文《坚强的人——访问巴金》；总第21期在《开卷论坛》栏刊发了由黎活仁在香港大学当代文学课堂上以《随想录》为研读对象的学生课堂简论7篇，总题为《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对《随想录》中社会批评的深度、文学技巧等提出直率质疑，希望由此激起对《随想录》的开放式讨论。《开卷》总第22期继续刊发《随想录》商榷文章，肯定巴金朴素文笔呈现出的良知与真情。

       一些内地新文学作家虽然未列入《作家访问》栏受访名单，但《开卷》以“特稿”“书评书介”等形式予以介绍。如《开卷》月刊共有7篇关于钱钟书作品史料信息及书评，包括散篇著作辑佚。

       《开卷》较为稳定的常设栏目《作家研究》也大多是关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论述，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逝的富于才华的新文学作家白采（1894—1926）、叶紫（1910—1939）、朱湘（1904—1933）、庐隐（1898—1934），十年文化浩劫中受冲击去世的陈翔鹤、方敬、丽尼等。《开卷》尤其重视对被湮没了的新文学史料的发掘与出土，先后刊发白采这位几乎被遗忘的新文学作家的一组文章，[27]“俾使本刊成为大家作学术性探讨，互相补充资料的天地”[28]。

       内地当代文艺界、学术界新动向同样是《开卷》关注点所在。包括评述以卢新华《伤痕》、刘心武《班主任》、陆文夫、王蒙等为代表的被称为“潮头文学”的创作现象；[29] 批评刘心武《班主任》在艺术技巧上仍不成熟，其轰动性在于其突破严禁描写社会主义中的黑暗面、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禁区的时事性[30]。

       整体来看，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内地新文学经典作家生活、创作、作品评介在《开卷》占有大量篇幅，《开卷》书评类栏目共82篇作家作品评介文章，对外国作家作品引介仅12篇。同时，《开卷》亦即时发布国内著名期刊创刊或复刊消息及评介。

       《开卷》并不拒纳国外文艺，除前述《流派与思潮》栏的译介，其他栏目亦相当全面、即时地网罗全世界“文事”。《开卷》内地文学“南风窗”的构建无疑是以向世界敞开为前提。

（二）《开卷》内地文学场域构建的香港推力

       《开卷》构建的内地文学场域为香港及海外读者打开一扇了解内地新时期文艺复苏的“南风窗”，其“向北方”取材的内在推动力根植于香港本身，尤其是香港与内地文化无可割裂的亲缘性。

       首先，顺应了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点聚焦。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此时香港的学者及各阶层人士“都在热烈讨论这一问题”，[31] 研究、了解内地成为热潮，反映在香港一般读者的阅读选择上也是如此。以香港老牌书店波文书局为例，由于当时版权意识不强，波文书局翻印大量中国文史哲旧书，不仅销售经常满堂红，书局亦门庭若市。[32] 波文书局亦是《开卷》月刊的长期广告客户，在《开卷》广告页曾以“迈进八十年代”的醒目主题推介内地图书。[33] 香港图书出版主题选材亦印证了香港的阅读选择。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壮观的回乡探亲热潮，以脚丈量内地的游记类作品成为热门图书。据黄康显（黄傲云）的统计，仅1982至1985年间，香港作家就出版了不下33种游记（尚未包括不可胜数的旅游指南），重印达七版、九版。[34]

       《开卷》的《作家访问》把访问对象重点放在内地同样是首先顺应了香港了解内地的需求。杜渐回忆道：“我创办《开卷》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海外的读者很希望知道大陆作家的遭遇和情况，所以设立了‘作家访问’栏，专门访问大陆作家，其中也有香港的作家。”[35] 由于“文革后不久，国内的信息还未大开放，这些受瞩目作家的访问稿当然大受欢迎”[36]。

       其二，契合了香港读者的文学教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成长的普通青少年，接受的文学教养是怎样的？”香港出生、成长的学者樊善标回忆道：“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认识，绝大部分来自学校的课程。课程里有文言也有白话，白话作者当然少不了五四名家，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也有年辈稍晚的钱钟书、卞之琳、秦牧等。”[37] 直至1978年，香港中学语文教科书改版后，中学会考课文当中包含有相当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如徐志摩《再别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巴金《鸟的天堂》《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沈从文《牛》、秦牧《榕树的美髯》《潮汐和船》、梁容若《我看大明湖》及靳以《希望的花朵》等。[38] 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从四十年代的中国，接枝传承，调控着香港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青少年的文学观以至文化观、人生观”[39]。

       由内地“反右”时期到“文革”结束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20多年间香港成了推介和出版新文学作品的重镇。1980年底，香港132家出版社在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举办“香港中文图书展览”，据统计，其中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类的就有284种。可以见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30余位现代作家的全集、文集、文选、选集等。“在如此‘弹丸之地’出版这样可观的现代文学作品，海内外确不多见”[40]，这间接反映出香港读者的文学教养和文学记忆。新时期复出的内地现当代作家作品自然成为香港阅读的关注焦点。

       其三，主编杜渐的经历使《开卷》拥有开启内地文学“南风窗”得天独厚的条件。受家庭影响，杜渐有浓厚的家国情怀，[41] 1951年冬回内地升学，1960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编辑，1971年返回香港。连续20年的内地经历，杜渐在内地尤其是广东友朋及文化知交甚多，无形中搭建了深厚的文学人脉，而杜渐与香港三联书店良好的同侪友朋关系也使其便利于《开卷》内地文学场域的构建。

       由于杜渐香港左翼文人的身份及《开卷》开办的内地因缘，《开卷》内地文学场域的构建或许多少有“听将令”的意味，但《开卷》自始至终为杜渐自资、自编、自营，因而可以更多地视之为刊物本身独立、开放性的宗旨所致。

       《开卷》经营的内地文学场域同时为香港和海外读者建构起内地新一波启蒙和开放的形象。《开卷》1980年总第17期古苍梧的《即将“出土”的现代诗》报道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王辛笛、穆旦、杜运燮、郑敏、陈敬容、杭约克、唐祈、唐湜、袁可嘉等9位诗人的作品合集《九叶集》，并指出，“这些现代派诗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没落时期腐朽的形式主义’”。这则简短的书讯折射出内地文艺界拨乱反正信息，“文艺春天重临神州大地”[42]。

三、“在香港”：《开卷》的本土化面向

       在一份相当于自荐的海报中，《开卷》以大标题标示出“在香港出版的《开卷》月刊”，海报正文更是开宗明义地强调：“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流点”[43]，凸显出“在香港”的自觉意识。《开卷》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位置经营内地文学场域，其内在的香港本土化面向无可置疑。

（一）“香港仔”与在地视野

       杜渐本人固然有长期的内地生活经验，但其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英文源流学校岭南小学和圣士提反书院（St.Stephen's College）的“番书仔”经历同时构成了其思想与视野的重要部分，从其自述来看，始终认同自己“香港仔”身份。[44] 某种意义上，杜渐是位处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香港文化属性的一个镜照，《开卷》办刊原则及其系联的作者群体反映出这一属性。

       从《开卷》作者群来看，杜渐约请了一些内地文化名家如辛笛、秦牧、萧乾、卞之琳、黄庆云等撰稿，但《开卷》常设栏目撰稿者以香港本土文化人为主体是可以确定的。杜渐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自己办得比较满意的前7期《开卷》作者群共20位，[45] 绝大部分都是香港本土知名文化人，包括刘以鬯、侣伦、何达、陈炳良、瑯瑯、林真、高伯雨、萧铜、黎活仁、周兆祥、张双庆、许林青、郭少棠、克亮、张君默等。

       《开卷》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报道、评论等占有大量篇幅，其中72篇署名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黎活仁。《开卷》其他香港高校撰稿人包括香港大学的陈炳良、杨玉峰详情页设计，香港浸会学院的林年同等。非高校香港文化人如林真（1931—2016）在《开卷》发表了11篇书评类文章，亦以中国新文学名家名作书评居多。

       《开卷》“在香港”的主体性身份定位，加上香港身份主体撰稿者群体，使《开卷》对内地文学文化的评介自然彰显香港在地视野。《作家访问》栏对内地作家的专访大都会涉及诸如内地文艺生态、创作现状与前景等问题，如对茹志娟的提问“在现在的中国，创作民主的问题占有什么地位”，[46] 对朱光潜的提问“你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创作有什么看法”，[47] 对秦牧的提问“国内是否可以对有不同意见的作品，展开充分的讨论，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48] 这些类似问题的设置无疑暗含了香港关切和香港视点[49]。

       除了“作家访问”栏的四位香港作家专访外，《开卷》力推香港本土作家作品和本土批评。林真的《漏水屋读书记》专栏品评香港旧体诗学家陈湛铨的诗及诗论，[50] 注目当时尚属青年作家的张君默（1939—）热门新作等等。[51] 青年诗人古苍梧（1945—2022）的诗集《铜莲》刚由香港素叶出版社出版，《开卷》即刊发了香港学者林年同的序，指出古苍梧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传统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新古典诗风，把中国诗传统的意境手法现代化了。[52]

（二）根植本土社区的阅读推广

       从发行来看，《开卷》主要面向香港本地读者。该刊在“香港各大书店报摊均有代售，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巴西各国均有代售”[53]，但《开卷》出刊的后半段仍在力求“扩大征求美洲订户”[54]，订阅用户数似乎不太理想。《开卷》也面向内地发行，但改革开放之初，内地普通读者订阅须“委托海外亲友代付订费，由开卷出版社寄给国内读者”[55]，颇多不便。

       故而《开卷》目标受众群体主要着眼于香港本土。《开卷》从总第8期开始增设香港老文化人翁灵文（1911—2002）执笔的《爱书·买书·藏书》专栏，专访香港的李翰祥、胡金铨、刘以鬯、金庸、黄俊东、陈存仁、许定铭、侣伦、林年同、林真、简而清、张君默、吴其敏等13人，显然借探秘香港本土文化名人书房进行本土阅读推广，专栏“很受读者欢迎”[56]。《开卷》总第8期起还增设杜渐本人主持的《购书贴士》栏目，以简短的读书札记式文字分级荐读图书，方便读者选购。[57]《开卷》提供的读者邮购图书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甚至“征求、出让、交换图书，也可来信《开卷》，《开卷》将免费为你刊登启事”[58]。这项服务有《开卷》拓展业务以求生存的需要，但显然旨在面向本土社区。

（三）因应本土文化脉动的策划

       《开卷》改版后，其他专题、特辑的设置亦主要是因应香港本土的文化脉动。仅以作家三毛为例，《开卷》分别在1979年总第8期、1980年总第18期以三毛作为封面，封面配文分别是“《撒哈拉的故事》《橄榄树》作者三毛又流浪到哪里去了”“流浪者——三毛”。有趣的是，总第8期“三毛专题”将作家三毛和内地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并置，不同内涵的“流浪者”三毛形象亦有着沟通内地（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文化的意味。此外，三毛爱侣荷西去世，三毛近况等，《开卷》均曾以专稿、特稿、转载形式刊文。三毛高频次出现在《开卷》回应了编读往来中读者“多介绍三毛”的需求，[59]“香港的读者是非常关心三毛的近况的，即便是片言只字，也会有兴趣”[60]。《开卷》的策划较早地投射出香港现象级文化“三毛热”。

       1980年国际儿童节前夕，《开卷》总第18期精心策划了“儿童文学特辑”，特辑邀请关心香港儿童教育的人士座谈，在世界性视野下为香港儿童文学现状和发展把脉。值得注意的是，特辑刊出香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何紫撰写的《中国儿童文学一百年》，将香港儿童文学置于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又邀请20世纪40年代曾任香港《新儿童》总编辑、时在广州工作的黄庆云及香港从事儿童文学写作和出版的谢加因同时撰写回忆文章。这样，特辑将香港儿童文学的过去和现状并置、内地和香港并置，外包美工既呈现出地方感、历史感及浓郁的香港特色，又具历史整一性。

       《开卷》基于香港本土文化动态的特辑、专题策划反映了刊物希图借此扩增读者圈层，也是刊物在商业性香港的“在地性”或“香港性”的体现，它同时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香港文化地域性特质留痕。

由于香港的商业化语境及刊物自营经验不足等原因，亏损良多的《开卷》短短两年即成陈迹，但《开卷》立足香港、连通内地、张望东西的尝试，本身就不仅仅是在香港“空间”出版，而是融化、蕴藏入香港的“地方感”。

结语：“香港性”与香港—内地文化勾连

       在商业化的香港，“在地性”或“香港性”实际上和“开放性”密不可分，《开卷》的“开放性”正是“香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性”及其关联的“香港性”，正是《开卷》内地文学场域得以构建的深层逻辑。

怎样的内地文学以《开卷》为中介进入香港文化场域？深入细究，《开卷》构建的内地文学微型场域中为数不少的作家作品都与香港有着文学或生命经验的各种连接，对于与香港有关联、于香港有影响、有过香港生活经验尤其是有过文艺活动的中国内地现代文人即“南来文人”，《开卷》往往不吝篇幅呈现其在香港或不在香港的史料。

       以“九叶诗人”之一的辛笛为例，香港诗人崑南“在开拓香港50年代新诗的时候是引辛笛为前辈的”[61]，“香港的读者都很关心这位著名的诗人的近况”[62]，相应地，辛笛在《开卷》中出现频次较高。“南来文人”中，萧乾曾主编过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二战”期间在英国任《大公报》驻欧洲战地记者，《开卷》高频聚焦有着香港经验的萧乾，刊出萧乾专访、萧乾研究、萧乾本人撰写的文章共5篇。在香港度过余生并创作丰硕的萧红自然不会被《开卷》遗漏，包括《作家访问》栏中萧军和端木蕻良访谈也绕不开萧红。实际上，不少在香港留下痕迹的文艺家在《开卷》得到介绍，包括抗战时期滞留香港的冯亦代，抗战胜利后因内战战火暂避香港的欧阳予倩等文化名人，[63]《开卷》有关他们的刊文本身也许无关其香港行止，但其曾经结缘香港当是重要关联点。

       香港本地文学史研究学者卢维銮（小思）呼吁香港文学应“在意追忆历史身世，在意保育历史痕迹，在意关怀与祖国的血脉相连”[64]，不妨说，“在香港”的《开卷》已做了相当自觉的尝试。

       “香港‘本土’意识大概在二十世纪七〇年代成形”，“以‘香港’来命名在地的文学活动与成品，亦始见于此一年代”。[65]《开卷》刊文中直接冠名“香港”且以香港文坛为观察分析对象者包括1979年总第7期张君默的《香港书籍“流行榜”》、总第9期陈浩泉的《白先勇在香港文学周的演讲》、总第11期黄俊东的《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坛的回顾》等，数量不多，但《开卷》着意当下香港本土作家创作，着意本土文化（包括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学），《开卷》读者及刊物作者群以香港为主，表现出“在香港”的自觉主体性，这种意识的介入也决定了其内地文学在场建构的香港维度。

       《开卷》“向北方”的作家访问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场固然有作为透射内地政治与社会的“南风窗”效应，但不同于西方接受中国现当代文学因“政治的审美”着意于所谓的“异己的文学”，或“观光性”兴趣等非文学性诉求，[66] 香港读者了解内地的热望同时是香港读者文学/文化教养的自然延伸，《开卷》开启的内地文学“南风窗”有意识呈现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的根脉相连，建构香港地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认同。

如果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左翼的《大公报》《文汇报》一脉“面向祖国”“视野并不在香港”[67]，那么随着70至80年代       “‘香港本土意识’在更广阔的国际形势下滋养成长”[68]，《开卷》的“向北方”已诸多不同：《开卷》一方面从香港的主体性、本土化、国际化视野出发“向北方”取材，一方面立足香港本土读者，兼容雅俗，并以雅化俗，提倡读书风气，实际上更益于内地现当代文学微型在场自然融汇于香港文化场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号：19ZDA27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

本文刊载于《粤海风》2024年第2期

图源：网络

注释：

[1]《开卷月刊是香港第一本图书的月刊》，《开卷》，1978年，总第2期，封底。

[2] [10]《创刊词》，《开卷》，1978年，总第1期。

[3]《开卷》主编署名李文健，其笔名杜渐更为香港出版界及文化界所熟知。1983年杜渐任香港三联书店特约编辑，主编三联书店宣传月刊《读者良友》（1984—1988）。《读书人》创办于1987年，1988年停刊，后于1995—1997复刊。

[4] 许定铭：《杜渐和他的〈开卷〉》，《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全职美工

[5] 杜渐：《如兄如弟 如师如友——忆蓝真先生》，载《长相忆：师友回眸》，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82页。

[6] 转引自杜渐写给好友许定铭的信，载许定铭：《杜渐和他的〈开卷〉》，《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7] 同 [5]，第91页。

[8] 同 [5]，第283页。

[9] 杜渐：《岁月黄花：三代人的求索》，香港：天地图书，2014年版，第523页。《开卷》长期广告主顾是“香港有荣有限公司”，共计出版24期的《开卷》，其中17期封三或封底刊登了该公司的全版黑白或彩页广告，刊登的广告业务却是“承造浚海及水面土木工程”“建造新型自行吸坭船”“建造世界最新设计之75型水翼船”。这一广告刊登在读书杂志上，于公司本身的业务拓展当并无直接促进，推测是友情赞助。“香港有荣有限公司”为霍英东家族所拥有，杜渐曾持费彝民的信先后拜访了霍英东、王宽诚、郭宜兴、何贤等，并得到热情回应。据此可推测《开卷》主要广告业务来源与以费彝民为代表的香港左翼机构人士的穿针引线有关。

[11] 同 [5]，第172页。

[12] 杜渐：《书痴书话·后记》，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

[13] 李文健：《徐訏先生谈读书与写作》，《开卷》，1978年，总第2期。

[14 ]《开卷》从创刊号到1979年5月总第7期，聘请张勇新、王耀宗二人担任编辑；第7期后由于经费短缺，被迫解散编辑，休刊两个月后，即1979年8月第8期始，《开卷》由大32开本改版为大16开本，杜渐妻子丘虹协助编采事宜。

[15] 同注 [9]，第525页。

[16]《开卷》1979年总第4、6期分上、下两部分刊载瑯瑯《法国早期连载小说初探》，揭示了这类小说诞生的革命性意义，即削弱由宗教和贵族等上流社会长期垄断文学内容、文学欣赏的局面。“瑯瑯”是曾在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工作的曾家杰笔名，他在《开卷》撰写了法国文艺思潮的系列文章。

[17]《编者的话》，《开卷》，1980年，总第23期。

[18]《中国文讯：〈走向未来〉丛书印八百多万册》，《读者良友》，1988年，总第43 期。

[19] 叶永烈：《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开卷》，1980年，总第22期。

[20]《读书》1979年1月创刊号发表李洪林《读书无禁区》一文，主张解放思想，打开禁区，以“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吸收人类文化营养。

[21] 同 [9]，第525页。

[22] 蓝真：《序一：我所认识的书痴杜渐》，载杜渐：《岁月黄花：三代人的求索》，第4页。

[23] [45] [56] 杜渐：《〈开卷〉前后》，《香港文学》，1986年，总第13期。

[24]“议程设置”是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简单地说，“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筛选与编排，编辑与新闻主管影响我们对当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件的认识。这种影响各种话题在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的能力被称作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见 [美]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序言》，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 郑树森：《1997前香港在海峡两岸间的文化中介》，载冯品佳：《通识人文十一讲》，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178页。

[26]《编者的话》，《开卷》，1980年，总第15期。

[27] 包括凌洋《白采——一个被遗忘的“五四”作家》、枕书《关于白采》、杨玉峰《白采和〈绝俗楼我辈语〉》，分别刊载于《开卷》1979年总第8期、总第11期、总第13期。白采新旧文学根底极其深厚，生前出版《白采的小说》（1924）与《白采的诗》（1925），遗著诗话体笔记《绝俗楼我辈语》（1927）、旧体诗《绝俗楼诗》（上下册，1935）。

[28]《编者按语》，《开卷》，1980年，总第13期。

[29] 刘文勇：《近两年来中国大陆短篇小说漫评》，《开卷》，1979年，总第5期。

[30] 曾兆基：《从〈班主任〉到评论〈班主任〉的文章》，《开卷》，1980年，总第22期。

[31] 薛凤旋：《介绍一本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文集〈中国之现代化〉》，《开卷》，1979年，总第8期。

[32] 波文月刊社：《波文（合訂本）》，台北：秀威资讯，2019年版，《导读》第ii页。

[33] 波文书局广告，《开卷》，1980年，总第14期。

[34] 黄傲云：《香港今日的游记文学》，《读者良友》，1985年，总第17期。

[35] 沈舒：《回忆舒巷城——访问杜渐先生》，《文学评论》（香港），2016年，第44期。

[36] 许定铭：《杜渐和他的〈开卷〉》，《文学研究》，2006年，夏之卷第2期。

[37] 樊善标：《谛听杂音：报纸副刊与香港文学生产（1930—1960）》，香港：（香港）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页。

[38] 廖咏章：《一部有份量的中学语文参考书》，《开卷》，1980年，总第20期。

[39] 陈国球：《感伤的教育——香港、现代文学，和我（代序）》，载《感伤的旅程：在香港读文学》，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Ⅳ页。

[40] 杨洪承：《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41] 杜渐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香港。外祖父潘达微追随孙中山革命，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冒死收殓起义烈士遗骸；父亲为香港名医李崧，曾创办工人医疗所，长期义务为工人诊病；大姊早年参加东江纵队。

[42] 何紫：《中国儿童文学一百年》，《开卷》，1980年，总第18期。

[43] [55]《在香港出版的开卷月刊》，《开卷》，1980年总第16期。

[44] 杜渐对作家严庆澍称赞舒巷城发表在《新晚报》副刊上的《祭鳄鱼文》短章时说，“老严，你是外江佬，对香港的本地语言的妙处，还不够了解，我这个香港仔认为这篇短文写得真好，运用土话之妙，叫人拍案叫绝！”详杜渐：《鬼马尤加多 文豪舒巷城》，载《长相忆：师友回眸》，第260页。

[46] 冬晓：《女作家茹志鹃谈短篇小说创作》，《开卷》，1979年，总第7期。

[47] 冬晓：《朱光潜教授谈美学》，《开卷》，1980年，总第21期。

[48] 杜渐、刘于斯：《秦牧先生畅谈中国文艺动向》，《开卷》，1980年，总第18期。

[49] 由于刊物人力所限，杜渐在范用的支持下，《作家访问》栏还约请了北京三联书店董秀玉访问内地作家，并以“冬晓”笔名刊出访问稿，详杜渐：《岁月黄花：三代人的求索》，第525—526页。《开卷》有7篇“作家访问”署名“冬晓”。冬晓是受杜渐所托，专访问题设置显然会反馈香港读者关切。

[50] 林真：《陈湛铨的“霸儒”诗——漏水屋读书记之二》，《开卷》，1979年，总第6期。

[51] 林真：《喜尝“粗咖啡”──漏水屋读书记之三》，《开卷》，1979年，总第7期。

[52] 林年同：《〈铜莲〉序》，《开卷》，1980年，总第20期。

[53] 封底广告，《开卷》，1978年，总第2期。

[54]《本刊扩大征求美洲订户》，《开卷》，1980年，总第19期。

[57]《编者的话》，《开卷》，1979年，总第8期。

[58]《〈开卷〉读者购书单》，《开卷》，1979年，总第8期。

[59] 飞雪：《开卷论坛：多介绍三毛》，《开卷》，1980年，总第14期。

[60] 李哲：《三毛看见UFO》，《开卷》，1980年，总第22期。

[61] 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23页。

[62]《编者的话》，《开卷》，1979年，总第6期。

[63] 分别见翁灵文：《海天云树怀冯亦代》，《开卷》，1980年，总第21期；枕书：《一本罕见的诗集——欧梅阁诗录》，《开卷》，1980年，总第14期。

[64] 小思：《零七年版序——历史有情，人间有意》，载小思编著：《香港文学散步（增订版）》，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25页。

[65] [68] 陈国球：《台湾视野下的香港文学》，《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年，第5期。

[66] 杨四平：《跨文化的对话与想象：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42页。

[67 ] 同 [61]，第353—354页。

作者简介：易淑琼，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图书馆世界华侨华人文献馆工作，从事海外华侨华人及华文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专著《<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在《民族文学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暨南学报》《图书馆论坛》等刊发表论文20多篇。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来源于网络，不代表本网站立场。本网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需要同我们联系的，请联系我们及时处理。联系方式：451255985@qq.com，进行删除。